[22] 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1-23页。

正如梅因所言：一个‘封地是一些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不可分解地混合在一起的一种有机的、完全的结合。真正的现实是，人们总是向一个特定形式的政府或一个政党而不是向城市（城邦）表示忠诚，而这种表示忠诚的做法极其容易甚至不是忠于一个政党，而是彻底的政治上的利己主义。

与此同时，罗马时期不再具备古希腊城邦直接民主的条件，就其领土规模而言，从首都到偏远地区的命令可能要几个星期才能送达，而罗马也没有发展出与领土规模相适应的政治参与技术（如代议制），因而，公民虽具有参与政治生活的资格，但普遍兴趣不高。这种关系虽具有互助的意涵，但本质却是依附——在这种关系中，被依附一方显然能够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并能决定依附者资源的分配。此时此刻，作为专制的身份，才是梅因所谓从身份到契约这一社会进步运动的起点。[14]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家庭是最早形成的共同体，然后联合成为村落，当多个村落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以及为了生活得更美好结合成一个完全的共同体，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于自足时，城邦就产生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类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45]对于比例最大的平民而言，中世纪的现实是，人民生活在封建王权和教会神权的双重统治之下，人民处于空前绝后的黑暗时期：一方面是教会对教徒的精神专制。其后，塞尔维乌斯改革赋予了平民以公民身份，大大扩展了公民身份的范围，更多人的获得了参与政治的身份。发扬共和精神，塑造共和文化，对于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体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

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思想家做出了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国语·郑语》) 的著名论断。今天，在我们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候，很自然地意识到共和的回归，因为只有人民共和，才能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建国和强国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人权是那些直接关系到个人得以维护生存、从事社会活动所不可缺少的最基本权利，如生命安全、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基本的社会保障等。规则文化的形成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人权是指人作为人应当享有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权利。社会自治的内容十分丰富、形式无限多样。

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管仲说: 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6]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4 年10 月 29 日，第 2 版。古希腊思想家认为 美是和谐的比例，数是比例的表达，事物之间的和谐关系可以表现为某种恰当的数的比例关系。程序是人权保障的武器，尤其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发明，通过规定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罪责均衡、严禁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充分辩护、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等严格而又公正的程序，建立起了有效保障人权的司法制度。

社会生活中的自由与责任是对立统一的。规则是一个统合概念，包括了所有的法律规则、政策规则、显规则、潜规则、硬规则、软规则等。[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最鲜明的本质特征，也是最基本的经验和最根本的遵循，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2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0 年。

……新形势下，亚非各国应继续发扬万隆精神，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公平正义[37]。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和国家而言，法治的首要任务是构建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

以下，逐一分析这些要素。不仅要切实保证当代人的机会公平，而且应当关注和保证后代人机会公平。

在社会各个领域，人们之间能力有高低，结果会不同，但机会公平了，心态就会平和许多。但是，学习借鉴不等于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搞 ‘全盘西化，不能搞 ‘全面移植，不能照抄照搬[34]。[14] 列宁: 《列宁全集》第 1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7 年。不把宪法和法律当回事、不给宪法和法律 留面子的事例比比皆是。在基本权利方面不允许不平等的存在，更不允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使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使法律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

协商民主是当代世界民主发展的主导方向。在这个边际所指明的范围之内，权利的主体可以从事他想干的一切事情，别人的干涉是违法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似乎淡忘了共和，当我们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时候似乎也没有产生出共和的共鸣。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要善于与人民群众理性对话，善于与不同意见的当事者协商，做到合法合理，合真理、合情理。[36] 习近平: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6 月 29 日，第 2 版。第四，和谐反思和追问法治的价值，推动法治和国家治理的制度创新。

因此，任何对它的侵犯，也是对国家利益的侵犯，要受到国家强制力的回击。对话还需要理解，没有理解便没有对话，理解是人类交往之主体间性特征的核心要素。

中国长久以来是一个人治社会，统治者习惯于个人说了算，即习惯于 独裁。要从有利于社会和谐出发，采取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方式进行执法活动，既要严格执法，又要文明执法，促进全社会和谐局面的形成、巩固和发展。

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当前，社会弱势群体尽管人数很多，但没有多少发言权，没有固定的代言人，自身利益受到强势阶层侵害时，他们往往束手无策。

这种法治文化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法治本质上属于主权者实施专制独裁的工具。公正合理的程序包括时间、空间、过程等要素。培育人权文化，要牢固树立在各项考量中人权具有优先性、绝对性、普遍性的观念。[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2014 年 10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29 日，第 1 版。

在利益表达方面，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正是这些文化要素，决定了当代中国法治的现代性及其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法治的发展方向。

秩序的建立和维护离不开法律规则。人们通常是在美学、哲学和社会科学三个方面理解 和谐。

尤其是到了法院审判环节，请客送礼、打招呼、批条子的情况很严重[26]68。[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年。